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镇海娘子军———记养猪状元周杏月和采茶姑娘鲍世英
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匮乏，在这一艰苦的时代里，许多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工作岗位上豪情满怀、英姿飒爽、辛苦劳作、任劳任怨，干得热火朝天，成为各行各业的标兵和模范，顶起了“半边天”。宁波镇海的采茶姑娘和养猪状元就是那个时代的娘子军。
滨海区的养猪状元周杏月
“集体财产”“劳动光荣”“多为国家做贡献”，这些语言，从76岁的周杏月口中说出来，是那么的自然朴素。北仑区白峰镇屺峙村，周杏月的农家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位上世纪70年代的镇海县养猪状元，鬓染尘霜，微笑祥和。她端端正正坐在方凳上，用一口道地的柴桥口音讲述了往事。
当上村里的猪司令
1972年，响应国家提倡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号召，屺峙村领导找到周杏月，希望她挑起担子搞好村畜牧场。屺峙村所谓的畜牧场，不过一间泥瓦房，六七头母猪，又瘦又癞，背上露出了一节节的骨头。发情期到了，没有一头母猪成功配种。周杏月此前只在家里喂过一两只猪，但从未搞过集体养猪。当上全职“猪司令”后，当地一些农民说：“看她那样，能把猪养好吗。”
周杏月想：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她憋了一口气，外出学技术、做笔记，她想，把猪当孩子养还不成吗？喂猪的关键是饲料，人都吃不饱的时候，猪喂不上精饲料。周杏月外出学习，学到了一条：做发酵饲料。怎么做呢？夏天的河岸边长满了革命草，周杏月拿镰刀去割来，切碎，上面撒细糠，拌好了给猪吃。先革命草，再水葫芦、萝卜菜，发展到后来的番薯藤、南瓜等。每年5月底，不识水性的周杏月蹲在岸边，伸出镰刀割革命草，割一把，她就拿搂耙勾上来，扔到大簸箕里。解决猪癞皮，周杏月用勤洗的办法，一天给猪洗两三次澡。“畜牲也懂享受，洗澡时可高兴了，哼哼唧唧的一动不动。”一喂两喂的，这些猪齐刷刷长毛，那背部像钉了一排大板刷。身子胖乎乎，一色的的红粉细白，屁股溜圆，要多可爱有多可爱。她记得很清楚：7月底进猪场正式上工，11月初，发情的母猪全部配种成功。
第一年，场里6头母猪，第二年就增加到12头。随后，她到柴桥畜牧场购买优良品种增养，同时及时换掉老母猪。
毛猪5个月长到近150公斤
养猪、积肥、增收入，这是村里兴办畜牧场的宗旨。周杏月养的是集体猪，每一头生出来的小猪都是集体财产的一部分。“母猪难产，有些小猪生下来没气儿，我试着做抢救。”周杏月拎起刚生下来没气的小猪，倒转过来拍打。如果还不行，她就给小猪做人工呼吸。“挖出喉咙里的痰涎，把嘴凑在猪嘴上吹气。先轻轻地送气，再加重气息。”周杏月说，我手下没死过一只小猪。但是，那股浓重的猪骚味，也熏得她倒足了胃口。“妹子，养猪很苦的。你看我的脚、手。”周杏月的手皮肤很糙，关节粗大变形；她的脚，走不了远路。养猪时，周杏月常到河边打革命草，她买不起鞋，赤脚挑一担90公斤重的革命草，一路滴水，滴到猪圈，担子沉，人也很累。一天来来回回，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脚就坏了。懂事的子女，放学后，帮母亲打猪草。孩子们识水性，给周杏月减轻了不少负担。
周杏月是个大胆的女人。她没学过兽医，但敢于给猪看病、治病。有次，一头135公斤的猪，早晨吃得欢，中午睡倒了起不来。周杏月判断，它得了“猪胆毒”，就跑到兽医站，配了针药，回来自己打。猪的份量比人重多了，一针戳下去，猪疼得直叫唤，周杏月狠命压住它，对它说：“别乱动，不打针会死的。”她心里盘算的是：都快150公斤的出栏猪了，怎么也得抢救下来，不然这笔收入就丢了。
有时猪拉稀，为了观察病情，周杏月入夜等在猪栏里。晚上，猪栏黑黝黝的，周杏月舍不得点灯，拿手去摸猪屁股，感受是否拉稀屎。之后她会趁天亮上山，拔草药，熬煮了灌到猪嘴里。“我不是聪明，也不是胆大，我为的是省钱。”周杏月说，养猪、修猪舍、看病都要花钱，支出多了，集体的收入就亏了。下雨了，雨水大，猪栏矮，受惊的小猪跑出来。周杏月跟在后面一头头地追，抱起来，丢回栏里。不远处就是山，小猪跑上山，周杏月就很难追了。所以她一个人要和二十多头小猪赛跑。
周杏月埋头养猪，猪仔又白又胖。畜牧场在她的经营下，规模不断扩大。第二年母猪达12头，肉猪有20头。不断有小猪产下来，不是被人预定了，就是立刻售清了。当年毛猪价格5.80元/公斤，5个月零10天的毛猪，长到了140—145公斤。四面八方都轰动了，远远近近的畜牧场，都派人前来参观取经。1978年，周杏月被评为滨海区（当年，北仑区划归镇海，两个区合并在一起称为滨海区）“养猪状元”。当年10月，周杏月和生产上有一技之长的姐妹们一起，光荣出席了省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
小偷偷走了7头猪
上世纪70年代初，村畜牧场转制，直接由周杏月承包。1984年以后，周杏月因疾病、劳累等原因，将小小畜牧场关闭了，她的养猪生涯宣告结束。两口子后来就守在一块，过着最简单的农家生活：种地、打零工等。回忆十几年的养猪岁月，两件事让她印象深刻。
“养猪很苦，夏天，农村的苍蝇蚊子赶着上香一样，直往猪窝钻，最要命的是，猪舍建在了蛇窝上。”白天，周杏月一个人在畜牧场忙碌；晚上，丈夫沈信祥收工后，到场里帮忙、做伴。一个冬夜，两口子做完了事，准备回土屋睡觉，推开门，手电光清晰地照出惊人的一幕：两只大老鼠，拖着一条冬眠的蛇使劲咬。“天哪，那可是一条大蛇。”得知猪舍有蛇，周杏月照看畜牧场更勤了，入夜，母猪产子，周杏月唯恐大蛇拖幼崽，点着美孚灯，坐在石板上，一直照着“产房”。她清楚地看到，一条大蛇从房间里游出来，不慌不忙钻到水缸下去了，后面跟着五六条小蛇。
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点没把周杏月放在眼里。她吓坏了，自己睡觉的地方是个蛇窝。一个夏天的傍晚，她独自去猪场，给猪添食，畜牧场住所屋内，横亘着一条手腕粗的“寸白莲”，被它咬了的人，只能走三步，就会毒发身亡。那天，周杏月破天荒从畜牧场逃回了新家：她实在是怕极了。
还有一件事是，畜牧场承包后，小偷瞄上了她。“1984年2月22日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周杏月说，那天，丈夫买了只收音机，图个新鲜一直在听。周杏月太累了，早早睡在家里，她隐隐觉得不好，又说不上是为什么。
清晨，畜牧场大门洞开，告诉她：遭贼了。路面下了雨，两道深深的辙轮印，表明昨晚小偷收获颇丰。周杏月奔进去一看，小偷一共偷走了7头中等大的猪，剩下几只小猪可怜巴巴看着她。周杏月的心都要碎了，跟着那道车辙，一个个市场、杀猪处问过去。“看见我的猪了吗？看见我的猪了吗？”一个老实巴交的妇女，含着眼泪，慢慢地走着，追着消失无踪的猪。问过了柴桥、霞浦，有个好心人指点她：“找不到了，那人拖着一直往宁波去了。” 周杏月没有哭，她默默回来，加固猪舍。
三获红旗手的采茶姑娘鲍世英
梳着发髻，散落几丝刘海，淡淡的眼神，微笑的神情，胸前挂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大红花和亮闪闪的勋章，岁月如梭，一晃竟是三十多年了。这是鲍世英获得“三八”红旗手时的留影。
“三月鹧鸪满山游，四月江水到处流，采茶姑娘茶山走，茶歌飞上白云头……”看着泛黄的老照片，看着当年的自己，鲍世英轻轻哼起了采茶歌，神采奕奕，眉宇间依然散发着年轻时的风华———采茶姑娘的淳朴善良和勤劳勇敢。
唱着唱着，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片满山的茶场，两叶抱一芯的芽尖，饱满鲜翠，形美如兰花初绽，色绿似碧玉沉水。大自然用山泉林音浇灌一波波的碧浪，阳光下泛起仙露的光泽，微风吹拂，叶片舒展，如采茶女的一颦一笑。
最多一天采茶90公斤
1975年，谷雨时节，镇海县柴桥镇后所村。晨光熹微，17岁的鲍世英起了个大早，背上竹篮子，迎着绵绵细雨，沿着崎岖的山路朝西山茶场走去。那个时候的后所村，小姑娘们只要不读书了，都做起了采茶姑娘。
鲍世英爬到了山上，看到很多年长一点的已经在有说有笑地采茶了。大家戴着斗笠，搬了凳子三三两两地坐下，鲍世英一边听着她们拉家长里短，一边也学着样子用左手抓下一枝梢干，伸出右手往梢上抓下一把，也不管是嫩还是老，不加挑捡，通通扔进篮子里，一不小心，还把嫩茶捏糊了。都说谷雨时采的茶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香气怡人，而鲍世英看着自己一天采下来的茶要什么没什么，甚是灰心。那是鲍世英第一次上山采茶，用一窍不通来形容刚开始的她一点也不夸张，而正是这次失败的经历，使她在以后的采茶生涯中开始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随着茶叶面积和产量的不断增加，鲍世英所在的采茶队放弃了传统的单手采摘茶叶方法，通过培训学习从外地引进了双手采茶法，人均采茶量从原先的十多公斤提高到了近50公斤。据说，鲍世英最多一天可以采摘90公斤。
采茶过程中，姑娘们灵动的双手如蝴蝶翻飞，一片片绿叶在指间跳舞，小心翼翼地凝神屏气，生怕吹跑叶尖上的浮雾，两指如小鸡轻啄，以一种汲水的姿势迅速摘取新绿。
那个时候，采茶姑娘的工作量特别大，从早上五六点一直忙到晚上星月交辉，鲍世英虽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但凭借自己实践中以双手采茶快又准的一手绝活，在宁波采茶比赛中一举夺魁，拿下采茶状元女的称号。因此，1978年、1981年鲍世英两获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979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年轻的采茶队队长
1977年，鲍世英被推选为后所村采茶妇女队队长。上任第一件事，鲍世英就解决了队里的不团结现象。
采茶队里都是些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心思敏感，几句话不投机就产生意见，久而久之就疏离分裂成了两个小团体，互不理睬，互相拆台。鲍世英虽然年轻，但有着顾全大局的责任感和一颗真诚的心。她在采茶休息时间主动和两个群体的小姐妹聊天，到了中饭时间，鲍世英张罗着大家一起吃饭，安排两队姑娘混搭着坐，虽然一开始大家有点尴尬，但在鲍世英的穿针引线下，慢慢地，大家就有说有笑，成了一个团结的大家庭。自从鲍世英当了队长后，采茶队的产量也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也难怪，她虽然年纪轻轻，大家却都心服口服。
从1979年开始，鲍世英家里的奖状证书慢慢厚了起来，全国、省、市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等，都是对她工作的肯定。而作为采茶妇女队队长，鲍世英付出的总比别人多，除了荣誉便是采茶时更大量更艰苦的工作。
初夏的山上湿气特别重，尤其是梅雨季节，而那时候又是采茶高峰期，鲍世英每次采完茶身上就开始发风疹，实在痒得忍不住了，就趁着休息时间使劲挠，挠到出血结痂，等晚上回家用烧酒涂在身上。经历这火辣辣的刺痛，即便是后来被山上的昆虫咬，也她都没什么感觉了。要是赶上雨天，采茶就成了鲍世英和其她采茶姑娘最头疼的事，三十多年前哪来雨衣和雨鞋呀，小姑娘们为了不误工，都戴上斗笠，用油纸和尼龙纸袋当雨披遮雨，照样采茶。有时候雨下得太急，即便穿着那些所谓的雨披，每个人也被淋得浑身湿漉漉的，雨水顺着额头发梢流下，连眼睛也睁不开，可她们依旧保持着标准的姿势采茶。
每次采完茶，都有男同志负责把一天采下来的茶送到茶厂加工，要是遇到高峰期人手不够，瘦弱的鲍世英就二话不说挑起五十多公斤的茶叶赶往加工厂。要知道，从采茶场到加工厂，可是足足四五里的山路呀，这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过了采茶期，姑娘们都上山打农药除虫。因为农药箱有好有坏，鲍世英每次都把破的药箱留给自己，一天除完虫下山，她的身上总有着刺鼻难闻的农药味，背后的衣服早被漏出的农药浸湿。由于长期劳累，鲍世英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到现在，简单的弯腰直立都会让她感到隐隐作痛。
到了1984年，茶场实现个人承包，鲍世英结束了自己十年的采茶生涯，而采茶姑娘的美称却一直跟随着她，她的心里也一直对茶有着深深的情结。
如今，再忆当年的采茶场景，历历在目，笑靥犹在。（宁波镇海区妇联供稿）
栏目：女性风采 编辑：毛歌抒 签发: 杜爱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