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湖当代杰出女性推选活动人物系列报道
平湖市“东湖女儿”——成果丰硕的王旭烽
“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20年前，已是著名作家的王旭烽正是受着但丁《神曲》中这句话的启示，开始接触一些非凡的浙江女性。时至今日，她已先后写出了《革命行》、《家国书》、《主义之花》等长篇报告文学。最近，她的《主义之花》获得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09~2012）文艺类图书奖。事实上，作为作家、教授的王旭烽也正以不断取得的丰硕成果，每每展示着一个非凡女性所应有的作为。
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王旭烽告诉记者，搞文学其实也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关键是要坚持不懈。而在创作之路上秉笔疾书的时候，她说她很少考虑到自己是个女性，她只想使自己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现在她的身份有多种，既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也是民进浙江省副主委、民进中央委员，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首批四个一批人才及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自从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后，她又成为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王旭烽笑称自己最热衷的就是一刻不停地劳动，而且是凭着感觉走。由于曾供职于中国茶叶博物馆，更由于对中国茶文化的精深研究和独特著述，2006年，王旭烽被浙江林学院聘为客座教授，现为浙江农林大学（原浙江林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作为院长和教授的王旭烽在教学上敢于尝试，勇于实践，带头编写有关茶文化的教材，她给学生上的第一门课《茶文化通论》，就是她自己一手编写的。同时不忘著书立说，已出版了《爱茶者说》、《瑞草之国》、《茶的滋味》、《旭烽茶话》、《茶文化史话》、《茶者圣——吴觉农传》等专著。“饮一杯清茶，读一段茶史，写一段札记，访几个懂茶的人，领悟茶与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深刻联系，想象着这个独异的生命历史世界。”这或许正是目前王旭烽的生活与工作状态。
文学有多种样式或体裁，如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戏剧等，一般的创作者往往只在一种样式上自成一家，但王旭烽却是众体皆长，而且敢于尝试。她的创作除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外，还有《绝色杭州》、《走读西湖》、《书香乌镇》、《西湖新梦寻》、《杭州史话》等专著，并为中央电视台17集的电视专题片《话说茶文化》撰稿，甚至还有多部戏剧作品，如越剧剧本《藏书之家》、昆剧剧本《红楼梦》等，其自主原创的大型舞台剧《中国茶谣》甚至成功地登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舞台及上海世博会中国元素馆。
王旭烽告诉记者，因为少小时就离开故乡，所以在以前对平湖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而现在则是经常性地想起和说起。她知道根据她的小说《南方有嘉木》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有很多场景就是在有“江南故宫”之称的莫氏庄园拍摄的。而她的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在设计情节时，就特意考虑到了平湖，她说她要好好地写一写自己的这个出生地。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她来过几次平湖，而去得最多的是李叔同纪念馆，她说她非常敬仰李叔同卓越的才情和非凡的人格精神。而当记者探询其信奉的人生信条时，王旭烽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一是创造，二是自由，三是正义感。”
平湖市“东湖女儿”——
林淑华其实是她的笔名，也最为人所知晓。她生于1919年1月1日，祖籍平湖，原名方德闳，解放后改名为方健明，长居上海。少小时候，她曾回过平湖两次，并有《紫莺》、《从乍浦归来》以记之。因聪颖而善感，正处花季时的林淑华便自然地喜欢上了文学，那时巴金的《家》和《春》，常使她因感同身受而爱不释手。16岁那年的深秋，林淑华与大她3岁的正就读于上海格致公学的徐惠民由相识而相恋。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尤其林淑华的那位固执的父亲，在劝说不成后对她进行了百般的辱骂与恐吓。可林淑华不为所动，心如磐石，而徐惠民也是勤奋苦读，终于在8年后以医学博士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开始行医。1942年，他们结婚成家，那一年，林淑华23岁，徐惠民26岁。
但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短暂得让人惊心，婚后的第二年，徐惠民就因急性肺病而英年早逝，只给林淑华留下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小女儿。而那时的林淑华也染上了肺病，又没有工作，全靠徐惠民的几个好心的同学的全力接济，才在最为灰暗的境地中勉强度日。可林淑华又是一个坚强的“有倔脾气的人”，她不想在惨状与窘态中一直萎顿下去，同时她也一直在心中默默重温着她与徐惠民之间那段短暂而又经常彼此激励的美好时光，从而汲取她独自前行的力量。徐惠民生前喜欢以梅花来比喻林淑华，说花中他最爱的就是梅花，并曾这样对她说：“唯独腊梅在冰天雪地之中独特的、骄傲地开放着一颗颗灿烂的花朵。希望你也像梅花一样活下去。”而在临终前，徐惠民又再次告诫她：“不管将来环境变化到如何，恶劣到如何，我相信你总不会随随便便给环境吞灭掉的！”于是，“我要倔强地生活下去”，于是，她拿起了手中的笔。
当然，她最想要写的，就是她与徐惠民之间8年的苦恋，2年的相守，以及留给她的那些值得她铭感一生的追忆。“每天上午，我趁着精神较好时，就背靠被子、枕头坐在床上，屈起双腿，找了一块小方木板放在膝头，铺上稿子，开始写作……在写的时候，引起了我精神上极大的激动！我明明醒着，但我却把自己沉浸在回忆的梦寐中；我明明过的是现实的生活，却把自己沉湎在逝去的岁月里。在我的脑海里，现出了十多年前惠民与我初恋以及结婚时的种种情景，啊！又惊、又喜、又羞、又恨……即使小至一举手一投足这类琐碎的举止，也历历如在目前。”自1946年12月起，她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生死恋》开始在上海的《伉俪》月刊连载，深受读者喜爱，称之为现代的《浮生六记》，同为平湖人的著名编辑家周振甫也著文予以褒奖，并在一开篇即说：“文学是反映人生的，所以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所反映的，应该是人生的向上部分，能够激发读者高级的情操，这是第一点。既是反映人生，所以对所描写的一切，越熟悉越好，熟悉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才能写得亲切动人，这是第二点。要反映人生，需要对人生有深切的认识，就是要达到生活的深度。那么先需要有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有爱，有恨，有真感情，从真感情里进发出血和泪来。尼采所谓“一切文学我爱以血书者”，那样的作品才能深切地感动人，这是第三点。拿这三点来衡量《生死恋》，真可说是当之而无愧，所以是值得称美的作品。”《生死恋》连载结束后，由上海艺文书局、大成出版社分别于1948年、1950年出版发行单行本，共印刷5次，印数达17000册。1982年和1983年，又分别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版发行，依然获得读者好评，共印刷432000册。2011年再次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印数1万余册。林淑华与徐惠民之间那种凄美而绝怨的纯真爱情，被今天的读者评定为民国年代的十大爱情之一。
1953年，林淑华随第二任丈夫移居北京，曾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干事。“文革”时期，再次历尽坎坷与磨难，但她以特有的默然和坚韧顽强地生活着。她也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创作出版了《问宝宝》、《新中国的好朋友》等儿童读物。2003年，她又强撑病体，写出了《生死恋》（续集）。
采访中，经过她的小儿子沐定胜的协助，她艰难而又不无欣慰地告诉记者，她这一生，最看重的是“责任”与“坚持”。2011年的时候，曾有来访者问她：“您觉得，人这一辈子，什么最珍贵，什么最有价值？”那时的她回答起来还很利索：“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就去做，而且坚决不放弃。现在的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上，不能坚持自己的正确选择，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没有正确的婚姻观。”采访中记者还得知，93岁的林淑华已立下了遗嘱，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院供医学研究，以纪念她的前夫徐惠民医生。
平湖市“东湖女儿”——乐与烧杯打交道的邹竞
1994年，邹竞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邹竞祖籍平湖，1936年2月出生于苏州。她说在小时候，父亲曾多次给她讲过有关乍浦的许多故事，所以对故乡平湖，也就常在念中。邹竞从小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尤其对化学情有独钟，最崇敬的人就是居里夫人。1954年她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她曾在高考志愿表上全部填写了化学和化工院系。高考揭榜后，她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在北京俄语学院专修一年俄语后，1955年夏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工程学院，攻读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电影胶片制造及洗印加工专业。该专业涉及照相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有机化学等多种化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留学期间，邹竞如饥似渴地潜心学习，她始终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但不是“书呆子”。在假期里，她喜欢观看芭蕾舞剧和话剧，聆听音乐，阅读俄罗斯文学名著，参观博物馆，或结伴旅游，注重陶冶情操，开阔眼界，不断提升自身素质。而且，她虽在国外，却一直心系祖国。大学三年级暑假，她本可以回过探亲一次，但她得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而列宁格勒中国留苏学生会号召全体留苏学生为祖国捐献一架飞机时，她毫不犹豫地把前两年节衣缩食省下的回国探亲路费全部捐献出来，为此毅然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1960年，邹竞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这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姑娘，这个留学五载的“洋学生”，面临着多种选择。但她以国家召唤为先，以专业急需为本，没有留恋北京、上海等名城大都的繁华和优越，而是毅然选择了生活条件艰苦的北方古城保定。当时的保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而刚刚开始兴建的保定电影胶片厂就坐落在保定市西郊的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上，那里甚至连通往市区的公交车也没有。进厂后的邹竞被分配到刚组建的特种感光材料研究室从事军工胶片的研究，她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特种红外军工胶片的研制。急国防军工之所急，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状况下，那年的10月，年仅24岁的邹竞带着两个18岁的青工开始了高、精、尖特种红外胶片的研制。她向记者回忆，当时的科研条件特别简陋，工作也格外艰苦，所谓的研制基地，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一间像样的宿舍，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两个坑，再用芦苇围住。实验室及暗室，也都没有安装空调，冬天像冰窖，夏天就似蒸笼。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凭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奋发精神，邹竞带领她的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以智慧与坚韧，经过倾心尽力地反复试验，终于在1965年之前成功研制出了红外胶片，率先填补了这一国内空白，满足了当时国防军工的需要。这也为她随后50多年的科研生涯留下了最初而至今仍极为清晰的足迹。
1978年，已调至天津工作的邹竞接受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100ASA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研制”的任务。她深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是感光材料皇冠上的最为璀璨的明珠，它是体现一个国家感光材料工业水平和一个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的显要标志。她也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绝不能长期依赖进口彩卷。当然，她更坚信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并生产出能与世界名牌相媲美的彩色胶卷。在最初的两个月里，她每天早上6时就起身赶往北京查阅资料，渐渐地，研制国产胶卷的第一幅蓝图在她的脑海中清晰呈现。经过7年的苦苦探索，邹竞带领她的科研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8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国产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1986年，乐凯100日光型彩色胶卷（Ⅱ）（简称乐凯Ⅱ型彩卷）正式投入工业化生产。这一可喜的成果，实现了国产彩卷零的突破，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彩色胶卷的历史。两年后，该项目荣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但邹竞的研制步伐并没有停止，从1986年第一代乐凯Ⅱ型彩卷问世，到1993年第三代乐凯GBR100彩卷投产，邹竞和她的科研团队以平均三年更新一代的速度，接连开发了三代乐凯彩卷，从而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德国、日本之后第四个能自行研制、生产彩色胶卷的国家，也使乐凯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邹竞本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在她年少时曾就读的苏州中学校园的“院士廊”里，30多位院士的照片中，邹竞的照片是唯一的彩照，那是她特意用自己研制成功的乐凯彩色胶卷拍摄的。
进入21世纪，邹竞与她的科研团队又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太阳能电池组件背膜和透明导电膜，并已投入产业化生产。2010年，年近古稀的邹竞在其人生道路上又做出了一次选择，那就是在今后的岁月里，她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与传承上，因为她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而中华民族的科技进步和国富民强，也迫切需要像她这样的人承上启下而又不遗余力。
回顾自己的科研历程，邹竞不无欣慰地告诉记者，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管是军用、民用还是医用，只要能解燃眉之急，只要为国家有用，就是自身价值的最好体现。她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了什么科学发明，也不会有什么奖金和奖牌，但心里却是特别开心。邹竞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至今，她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她还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但对这些荣誉，她显得很淡泊，她说她始终不忘的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职责和对人民富裕安康的真诚愿望。
虽然喜好在实验室里与烧杯打交道，为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而心神专一，但生活中的邹竞爱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罗斯歌曲，爱读中国的经典名著，科技人生，多姿多彩。当记者希望她对家乡的年轻人有所寄语时，她说她最看重的女性品质是坚韧、细致和认真，只要秉持这些，就能有所成就。
平湖市“东湖女儿”——第一个获得最佳录音奖的张瑞坤
中国电影最佳录音奖的设立，起始于1982年。在那一年的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时为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的张瑞坤以她在电影《沙鸥》中的出色录音而荣膺该奖。因此，作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代录音师，张瑞坤实际上也就成为了我国第一个获得最佳录音奖的人。
张瑞坤1931年8月出生于平湖，小时候家在城关镇的儒学弄，初中毕业即外出求学，曾就读于松江女中，1952年毕业于无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2012年9月13日，记者在北京拜访张瑞坤时，只见81岁的她虽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语音干脆。她告诉记者，在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她学的是电化教学中的无线电专业，可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学校（即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后从事的却是录音的工作。“对这样的转行，是不是有些为难或抵触情绪？”记者问道。她摇着头说：“没有乐意不乐意，一切听从安排，而且只想着快一点干好。”1958年，张瑞坤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学习录音技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她虚心求教，反复实践，有关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她都积极参与，终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且，她也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录音不只是把声音收进来就完事，一个真正的电影录音师还必须懂得导演、摄影、表演等诸种艺术，只有触类旁通，才可既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学成归来后，张瑞坤首先对学校原有的极为简陋的录音棚进行了改造，然后是负责招收“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专业的第一届大专生，并先后主讲了《电影录音艺术》、《电影录音技巧》、《声学基础》等课程。北京电影学院的录音系，正是由其一手创办。
而张瑞坤在电影录音方面的突出成就显然更为人所赞叹。她曾先后为《火娃》、《向导》、《竹》、《百合花》、《沙鸥》、《邻居》、《鸳鸯楼》等影片录音，都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她告诉记者：“要想在录音上做到真实和独到，除了多动脑筋，更得有不怕苦不怕累的实干精神。”在为新疆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向导》做录音时，为了采录到一种只有在大西北才有的水鸟的叫声，在几次失败后，她不顾同事用别的地方的鸟叫做代替这一建议，再次只身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内陆湖泊，整夜匍匐在荒草丛中，终于在清晨时分录制到了逼真的水鸟叫声。说起获得最佳录音奖的《沙鸥》的创作经历，张瑞坤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正赶上南京国际女排邀请赛，我随摄制组到了南京，观看了中国女排的练球和比赛，对女排姑娘的拼搏精神和球场的炽热气氛有了实际的感受。《沙鸥》中有一场中日女排在国外的比赛，国外比赛的音响应该如何表现呢？我就到国家体委借看了一些国外比赛的实况录像，还询问过郎平等经常出国的运动员，了解到外国观众的情绪和反应很有特点，如用脚踏地板、吹喇叭、打口哨等等。所以，在处理这场戏的音响效果时，我在国内比赛气氛热烈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国外赛场的元素。另外，我还加上了宋世雄的解说和运动员的球鞋摩擦地板发出的‘吱吱’声。这样，使观众如临其境，影片也更富有感染力了。”
《沙鸥》之后，张瑞坤的电影录音水平依然不断精进，中国电影界普遍认为，她在电影《邻居》中所表现出来的录音技艺，不仅更见圆熟，甚至已接近于完美。看过《邻居》的观众，想必还能记起影片开始时的情景，画面尚未显现，但已先听见钟声，继而是“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的广播声。这种“先声夺人”的手法，起到了使观众迅速入戏的妙用。随后，影片把人们带到了平凡普通的现实生活的场景之中：筒子楼道里，家家门前有一“厨房”，住在这里的五户人家都在忙着做午饭。只见人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而同时伴随着的是叮叮当当的切菜声、炒菜声、炸鱼声、开水声、急促的脚步声、大人喊小孩叫以及人们熟知的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传》……所有这一切自然而又和谐的声音，构成了一曲丰富生动的“厨房交响乐”，使观众一下子就置身于影片的人物之中，好像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就最大限度地拉近了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这为任何音乐都无法替代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音响效果，就是张瑞坤的匠心独运。当时有人惊叹于她为什么能设计出如此逼真的音响效果，张瑞坤回答道：“因为我就生活在和影片中差不多的环境之中，这也就是所谓的有生活吧。”
在1983年第二期的《银幕与舞台》杂志上，曾有记者这样描述张瑞坤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凌晨二时许，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楼笼罩在浓浓的夜幕中。远处，火车滑过铁轨的声音随风飘来，隐隐约约，若有若无。这时，楼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位身材不高，头发灰白的女同志，悄悄将手里握着的录音话筒伸出窗外，捕捉着火车站方向传来的火车声音。”而在谈到她对获奖影片《沙鸥》的录音创作感受时，张瑞坤说：“要使影片中声音的艺术创造力得到预期发挥，就要重视声音和学会谛听、感受、玩味，具有分辨声音的特殊本领，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颖脱俗而又真实可信的音响环境。”
1985年，张瑞坤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五届理事。回顾那些年里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张瑞坤这样评价自己：“我并不是一个天智聪颖的人，所以经常采取的，不过是笨鸟先飞这一办法。”
平湖市“东湖女儿”——出色当行的服装设计师胡月
胡月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教授，从事服装设计教学和服饰文化理论研究已有20多年，同时，她又是中国女装品牌“例外”的设计总监。
1957年10月，胡月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平湖，老家属典型的书香门第，其祖父胡士莹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授，著有《话本小说概论》、《霜红词》、《宛春杂著》等，其父亲胡石言为当代著名作家，是电影《柳堡的故事》及主题歌《九九艳阳天》的创作者，小说代表作有《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等。“小时候家教极严。有一段时间我很爱哭，父亲就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并让全家人都不理睬我。没有了对应，也感到没有意思，我就不得不停止了哭泣。这时父亲就过来对我说：‘人要到不为自己掉眼泪，却又能为别人落泪的时候，那就有出息了。’”回想起幼时的一些经历，胡月与依然健在的母亲常相视一笑。记者发现在《百年衣裳》一书的扉页上写着这么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支持和挚爱。”谈到对故乡平湖的印象，胡月说她记忆中最甘甜的，就是那种黄瓤黑籽的马铃瓜，祖父在杭州大学教授古典文学时，每到夏季，老家的亲戚朋友总会给他送一些过来……
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国家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胡月考入苏州丝绸工学院，学的是染织美术。改革开放之初，已在北京服装学院工作的胡月抓住时机，转向了在国内尚属空白的服装设计与服装教学，尤其在教学上，率先迈出了中国服装教学的第一步。她告诉记者：“那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资料的搜集到制作服装的各类技术，样样都要做，处处都要学。但因为是对处女地的开垦，成就感也就特别大。”20多年中，胡月已出版《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世界时装大师》、《时装名牌锦囊》等代表性著作，以及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服装艺术设计》，尤其《百年衣裳》一书，更被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宗江赞许为“非大手笔难书也”。代表性论文有《中国服装品牌的三大不容易》、《差异产生推动力——服装专业学科交叉衔接教学的尝试》等。她还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如2002年的教育部改革项目《艺工结合的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2003年北京市教委的项目《北京市服装企业典型案例分析》及2006年的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传统纺织缂丝技艺的抢救性研究》等。而对教师这一行当，她直言很喜欢，“感觉一进教室就如鱼得水”。1994年，胡月被评为“北京市市级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7年，由她主持建设的课程“服装设计学”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2008年，她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等称号；2009年，由她负责的团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2009年，胡月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流行色协会理事、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理事及北京服装学院学科带头人的胡月还组建了服装设计工作室和传统服饰应用研究所，积极参与服装行业的提升改造，服务的知名企业已达50多家。这些年中，由她担任所长的“北服——例外”民族传统服饰应用研究所与横向企业合作的项目有《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产品上的应用》、《鄂尔多斯针织内衣产品策划与设计》、《康博冶金系统治保服装功能性研究》等，在行业内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服装设计既要注重感性，也要有浓重的理想色彩，但最终还得附着于人本身的美。而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及所能有的才干奉献社会，报效国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也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胡月这样告诉记者。
胡月还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北京奥运会之前，她提出了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着装及北京市交通标志识别等方面的建议，都得到了及时的采纳。而这样的经历，也进一步开阔了她的眼界，使她后来特为学生开设的《创业思维与实践》更加生动和丰富。
平湖市“东湖女儿”——注重生命的化妆师徐晶
1987年，徐晶首次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化妆总设计师，结果是惊艳当场，一片叫好，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干了22届。她将自己的工作称之为追求生命的化妆，并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注重融入到每一次的创造之中，于是，“世界有你更美丽”，就成为人们对徐晶的最真诚的感激与赞许。《中华英才》杂志评价她为“中国化妆界的泰斗”，香港的《国际美容造型》杂志则称她是“中国电视界璀璨的代名词”，是“将色彩挥洒自如的传奇人物”，是“明星中的明星”。
徐晶籍贯平湖，1952年1月出生于重庆。2012年9月13日，当记者在北京采访她时，她说自己的所作所为与父辈相比，还真是差远了。她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徐步墀求学时曾与钱三强是同班同学，与华罗庚更是特别好的朋友，曾在贵州参与创办清华中学，后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她的二姑，则是中科院的地理研究员。但徐晶走的是一条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使人美丽的路。1970年，徐晶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歌剧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煤矿文工团，但几年下来，她的专业没有得到重视，而是渐渐退居幕后，搞起了化妆造型。这阴差阳错，倒使徐晶找到了甘愿为之奉献终身的化妆事业。为了熟悉化妆，她先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学习深造。“那个时候我每天有4个小时奔波在路上。当然学习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就是不断了解人的肌肉与骨骼。有时累了就在化妆间打个盹，醒来一看，脸前身后，全是冷冰冰的人体模型。晚上乘最后一班地铁回家，也从不闭目养神，而是饶有兴致地细看周围每个人的脸型及神情气质，想着该怎样给其化妆。”徐晶笑着向记者回顾自己当初的这段经历。她也记得很清楚，她的第一次“出手”，是由央视与香港无线台合作的那次中秋晚会，主持人和大部分演员的化妆，都经由徐晶之手。晚会的成功举办，使参加演出的歌唱家殷秀梅很是快慰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视化妆师了。”
1985年，徐晶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电视化妆的第一代专家及央视首席化妆师，徐晶才情的发挥恰与我国彩电业的迅速普及同步。亿万电视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无数支持人、演员，有多少是经过她的手造型化妆并确立风格的，徐晶自己已记不清了。而对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她也越来越有着清醒的认识：“电视化妆师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化妆师，必须具有较强的艺术造型功力和迅速的应变能力，在电视台这个小社会中，这方面的锻炼机会比比皆是。我喜欢电视台给我的巨大工作压力，也庆幸电视台给我提供的工作环境。”1998年，她著有《生命的化妆》一书，书中记述了她为赵忠祥、倪萍、彭丽媛、李默然、刘晓庆、黄宏等著名主持人、歌唱家、演员的化妆经历和接触感悟，也写了她为美国前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化妆时的独特而有趣的经历。“每次化妆，李默然老师都平静地等在旁边，一点不摆老艺术家的架子。我也把对李默然老师的敬仰之情表现在为他的化妆造型工作上……我敬仰李默然老师厚重的艺术底蕴及谦虚平和的人格魅力。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一瓶水满，半瓶水晃荡’的道理。李默然老师不仅具有深厚艺术功力和崇高艺德，而且他总是平易近人，泰然处事。这种风范，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成长过程。在电视台这个环境里接触到的许多老艺术家的行为品德，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崇高榜样，从他们身上，我吸取了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营养。”这是徐晶通过给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化妆时获得的真诚感受。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来中国访问。访问日程中，有一项活动是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并向东半球直播。由于美国方面没有带专业化妆师来中国，为布什化妆的任务就落到了徐晶的身上。她首先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布什总统的生活习性和审美要求，然后认真周密地做好了化妆的案头准备工作。最后从美国方面得到的评价是，“这是电视直播中配合得最迅速和最完美的一次”。显然，徐晶以她变换多端的化妆表现手法，使为数众多的主持人、演员乃至国家首脑、布衣百姓，都体验到了“如沐春风，面目全新”的感觉，她因此也被人誉为“千手徐晶”。
而她更为人所称道的是，当她面对一个造型对象时，并不因循一般的化妆理念，将人物外型当成平面基础加以描绘装扮，而是把对象视为完全个性化的生命，与之沟通、交流，用心寻找出这个生命异于其他的独特的个性风采，然后扬长避短、画龙点睛地以她的一双妙手开始刻画造型。正因如此，每一位经过她的手而造型的人立于镜前时，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突然异乎寻常地出色！显然，这是徐晶以她的一双慧眼与一双灵巧的手，发掘了他们潜在的闪光点。无疑，这才是徐晶成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2012年2月，徐晶从央视退休，但她显然更忙了，上至中央机关，下至各地方政府及企业单位，纷纷请她作职场形象方面的设计或讲座，所以有人赞叹道，当你看到徐晶时，她要么是在一连串的请教声中无偿地贡献很多美容及形象方面的建议，要么就是背着一个大包正在急匆匆地赶路。在她送给记者的《生命的化妆》一书上，她写下的留言是：“美白真谛——自然、和谐、简洁！”
徐晶几年前回过平湖一次，与记者谈到故乡的人物，她说李叔同是她的偶像，也希望成为大家的偶像。说到对家乡年轻人的期望，她说一百岁只等于三万六千五百天，所以更应追求的是生命的宽度与质感。而一个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美丽如花，她认为应该体现在自信、快乐而又美好的工作之中。
平湖市“东湖女儿”——“感动非洲的中国人”——葛佶
200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为此特别设立了中非友好贡献奖。在于同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及第三届部长会议上，从事非洲问题研究40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西亚非所研究员葛佶因在普及非洲知识、加强与非洲国家学者的交流中做出杰出贡献而获得该奖，并被授予“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这一荣誉称号。
1929年3月，葛佶出生于平湖城内南河头的葛氏望族。
葛佶8岁时离开平湖去外地求学，1952年7月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同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外交部礼宾司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供职。1961年，根据毛泽东主席所作的要了解非洲的指示，成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葛佶正是在这一年调入该所，并由此开始了她长达40余年的非洲研究生涯。起步之初，葛佶参与了《非洲——风暴的根源》、《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等书的翻译工作，然后又参与编写《非洲手册》。《非洲手册》于1962年出版后得到外交部领导的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1963年出访非洲9国时，就曾参阅了这本手册。1962年，葛佶以观察员兼翻译的身份随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首访非洲，并赴加纳首都阿克拉参加第一届国际非洲学家会议。在随后的岁月里，葛佶出访过的国家包括南非、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莱索托、莫桑比克、赞比亚、坦桑尼亚、索马里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她尤其珍惜赴非洲国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机会，目的是宣传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非政策和中国的发展经验，同时介绍中国的非洲研究情况。在了解和熟悉整个非洲的过程中，葛佶又把自己的研究重点定在非洲历史、中非关系、南非这三个方面，尤其在对南非问题的研究上成绩更为突出。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非洲学界研究的焦点国家。她发表了大量研究南非问题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从而奠定了她在国内研究南非领域的顶尖地位，在国外非洲学界也享有很高知名度。而在研究南非的过程中，她还对南非尤其是受苦受难的南非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结交了众多南非各界的朋友。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葛佶的代表作《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这本近30万字的专著在新南非成立前夕出版，非常有助于中国各界认识和了解处于历史巨变中的南非。
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葛佶特别注重宣传中国的对外政策。1989年6月下旬，她应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的邀请，赴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参加第四届国际索马里学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与索马里的历史交往》的演讲。她在演讲中以丰富的中西交流史料阐述了中国对非政策截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与包括索马里在内的所有非洲国家没有任何历史包袱，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自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互助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她演讲之时，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不仅与会代表，而且许多当地人也都涌入旁听，气候非常热烈，她所带的演讲论文更是被抢一空。演讲结束后，她在我驻索马里使馆人员陪同下到索马里各处参观时，还不时有当地人热情地与她打招呼，说：“我刚听了你的演讲，中国人真好！”中国驻索马里大使事后也对葛佶说：“我们请你参加这次会议请对了，我们收到的各方面的反映都很好。”
1992年7月，63岁的葛佶离任退休。但退休后的她不顾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依然关注非洲的变化并笔耕不辍。她相继发表了《影响南非未来发展诸因素探析》、《南非新政府的第一年：成就与问题》等重要论述，同时组织、策划和落实《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的编写工作。2000年，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分卷之一出版，这是中国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重要科学著作和工具书。葛佶还著有《非洲概况》、《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等书，以及《中国和非洲的历史友谊》、《殖民统治对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影响》等重要论述。历任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西亚非洲》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研究系主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92年获国务院突出贡献特殊津贴奖励，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
在与葛佶闲聊时，记者曾问她：“女性该如何立身处世？”她略一沉吟，说：“最重要的是自强，不要太在乎外表，应注重内心素质的提升，而事业与家庭的和谐，也同样不可忽视。”
平湖市“东湖女儿”——全国点心状元葛贤萼
葛贤萼籍贯平湖，祖上是平湖城内南河头的葛氏望族，她于1942年7月出生在上海。1958年，高中毕业后的葛贤萼考上了上海餐饮服务学校，不久便到上海的梅龙镇酒家实习，主攻中式面点。“在餐饮行业，做点心其实最辛苦的。做学徒的时候，我早上两三点钟就出门，干完活已是深夜十一二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她告诉记者，那时十六七岁的她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却每天要举着笨重的菜刀剁许许多多的肉和菜，还要生煤炉、扒煤灰，所以她至今记得1958年最高兴的一件事是酒店里终于有了一台绞肉机。而且，那时所拜的师傅大都保守，加之文化有限，对一道点心为什么做得好往往讲不出所以然，又如具体做时说加佐料或辅料“少许”、“一点点”，这“少许”或“一点点”到底是多少，几乎全要靠自己在实际操作中一再摸索，用心默记，直至任何东西一到手上就能掂出轻重。1960年，上海饮食服务业举办首次技术比武，尚不到20岁的葛贤萼“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点心项目第一名。1961年，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为此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不少优秀的厨师充实后勤保障工作，初出茅庐的葛贤萼也成了其中的一员。“在北京的两个月，深知责任重大，工作上确实是做到了一丝不苟，同时也向同行们学到了不少。”她告诉记者。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名家辈出，为了形成自己的特色，葛贤萼不仅刻苦钻研，而且注重转益多师。从青年时代起，她就拜上海扬式点心名师傅连贵为师，又求教于上海的徐春和、杨子州、陆苟度，江苏的冯秉钧、尹长贵，广州的谭鸣、罗坤等名家，努力吸取中华各派面点制作之精华，并趋时应世，精益求精，终于在海派点心中独树一帜地形成了她的“葛派点心”。“葛派点心”摈弃帮别论的观点，对传统工艺进行大胆革新，在注重口味的同时，又注重形态造型，以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艺术效果。“葛派点心”尤以酥点和船点的制作见长，佳作层出不穷，无不选料精细、色彩逼真、造型别致而又口感丰腴。1983年，葛贤萼在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上，荣获点心项目第一名，并被授予“全国最佳面点师”称号。1988年，作为中国烹饪代表团的成员，她参加世界第十七届奥林匹克烹饪大赛，经过与同伴的共同努力，最终获得团体金牌。1990年，上海市专门为她举办了中国第一个面点“个人技艺展”——“全国最佳面点师葛贤萼点心技艺展”，展出的各种精美无比的点心作品令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既馋涎欲滴，又叹为观止。
为了把老一代及自己的烹饪技术传授下去，从1964年起，葛贤萼在上海的一所烹饪学校做过20年的专业教师。她的讲课完全不同于以往师傅们的“模糊”与“玄虚”，而是注重将化学、物理等知识结合到餐饮行业之中，尤其讲求“量化”。1993年，她第一个代表大陆餐饮界去台湾做餐饮大赛的评委，在受邀所做的一次讲课中，当她按惯例说到一句“油温当在五六成左右”时，当即有听众站起来提问：“五成到底是多少度？”她略一思索，说：“应该是150℃。”经当场测试，果然是150℃，全场听众不由得为之起立鼓掌。她还热心于烹饪书籍的编撰，参加了《点心制作教材》、《中国小吃——上海风味》等书的编写，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烹饪卷》中点心小吃分支副主编，将毕生所学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出版了多张有关面点制作的VCD光盘。2002年，葛贤萼被评为餐饮行业“中国国家级裁判”，2010年10月，她获得“上海餐饮业终身成就奖”。
“有像你这样一位点心大师，那家里人可是大有口福了？”在采访中，记者这样问道。但葛贤萼笑着摇了摇头，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愧疚，那就是对家里人。平时工作忙，总是早出晚归，每到节假日，更是见不到我的人影，哪里还有什么口福。有过两次骨折，待在家里不能上班，也只是艰难地挪到厨房里，仅做过几次饺子给孩子吃，想想真是亏欠他了。”但有付出，也就有回报，1990年，她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92年，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3年，她再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面对记者对她出色当行的评价，葛贤萼依然笑着摇了摇头，说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既需要动力，更需要承担压力的勇气和毅力。作为女性，在前行的道路上，还要克服自卑感，要以特有的韧性和顽强，尽力排除挡在眼前的一道道难题。
葛贤萼告诉记者，她曾回过两次平湖，近在上海的她也一直在关注着家乡的变化。提到故乡的特产糟蛋，她觉得到目前为止依然只适合当地人的口味，要想众人皆宜，还得多加改变。（平湖市妇联供稿）
栏目：女性风采 编辑：梁丹平 签发：吴伟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