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在线:淡定从容,不做焦虑妈妈
家长焦虑的社会背景
一、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使子女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
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家庭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在世界范围家庭规模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同时家庭存在形式也由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无论是家庭成员数量的多少,代际的众寡,还是家庭成员的角色构成,都会直接影响到家庭关系、家庭日常生活以及家庭成员互动,也会给家庭教育方式打上特定的标记。
从积极方面看,家庭结构核心化使家庭内序列减少,结构简单,家庭成员情感亲近,关系密切,容易建立情感共鸣系统,能够达成父母对子女教育认识的一致,新的家教模式有助于夫妻协调一致对子女进行教养,并且对促成子女接受教化的积极性情绪,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并且,核心家庭增多意味着与祖辈分开居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祖辈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模式对许多城市青年家庭的影响,也可尽量避免因祖辈与青年父母在对子女的教养观念、教养方式上的不一致而产生诸多矛盾及不利影响。
然而,由于家庭核心化,子女独生化,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怀、照料、陪伴、管理、培养和教育,不可避免的使子女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亲子关系也日趋紧密,孩子很自然地把父母爱的期望内化成为他们自己的期望,而且把它们转化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无形中对孩子的成长带来压力,并可能在亲子之间产生心理共生效应。

二、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大家庭中的教育投资意愿和回报期待
父母的受教育经历以及他们从自身的教育程度获得的回报的经验,将促使新一代家长加大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意愿。一般来说,受教育层次高的父母倾向于认为投资子女的教育将获得极大的未来收益,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教育的受益者。早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贝克等学者就研究发现,高学历水平的父母可能预料到子女在学习上的天赋和将来的收益,因而更加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海芙曼也发现,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学历越高,对子女将来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有着显著而积极的影响。瑞博研究出了一个联合决定模型,该模型可以说明随着父母教育程度的提高,子女的中学毕业率随之提高。
在我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全国30个省、区、市进行了1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费用与父母的文化高低有绝对的正相关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其人均教育支出越多。其中,父母文化程度是大学及以上的家庭,人均一学年教育支出约是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支出的1.15倍。高收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除了在校教育的支出以外,还有补习班、兴趣班、家教等课外教育支出,对特长教育情有独钟。
家庭的收入对教育消费的影响以及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家长为孩子交纳择校费、补课费等主动性消费渐成风气,造成家庭之间的教育投入竞争也日趋激烈。比如,家庭条件优越的父母倾向于送子女去海外留学。同时,随着家庭教育消费逐年上涨,进一步引发家长对子女教育回报期望值的上升。外在的竞争以及内在较高的投资回报期待,使家庭难免限于压力之中。
三、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差别扩大直接导致家长焦虑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的影响。有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父母为“一般工作人员”的子女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二者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分别是后者子女的2.1倍和2.2倍。
因为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阶层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资本,能够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使其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拥有接受更多的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同时,这类职业阶层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家庭教育,并能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影响子代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成绩等,使其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的竞争中能够处于有利地位,接受更多的更高层次教育。而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一般人员,其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量相对匮乏,使得其子女在接受高层次教育的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这意味着,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不仅仅表现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家庭教育放大了这种教育机会不公平带来的后果,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减小教育导致的阶层流动,会对社会资源获得的公平性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作用。子女教育是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管道,同时也是导致诸多家长普遍焦虑的最后一根稻草。
家长焦虑的观念因素
一、教育承载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过重导致功利的家庭教育观
如上部分所述,新形势下子女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加上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家庭中的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家长对子女难免产生较高的回报期待。而不断加大的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差距,使家长将在子女教育视作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管道。表现在家庭教育领域就是越发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家长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加之望子成龙等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广大家长,致使当前家长的教养观念面临短期功利与长远理想的矛盾冲突。
表现在具体的家庭教育活动中,家长重结果轻过程,重教育效率轻教育效能;在家庭教育目标上,家长重智轻德,重知识灌输轻个性发展;在家庭教育形式上,家长重言教轻身教,重形式训练轻实践锻炼。这些偏差与冲突的实质,是因为家庭教育承载着过多的家庭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成为满足家长或家庭功利需求的附庸,家长使子女按照成人的既定方向片面发展。
这种背离教育目的背后,也折射出社会对儿童自身发展的漠视。功利的家庭教育仅仅看到家长对儿童的形塑作用,忽视了儿童的自塑能力,其隐含的逻辑是家长是家教实践的主体,而儿童成长与发展即人自身的构建被排斥于多数研究者的视域外,这种功利的家庭教育观无疑会将家庭教育引入歧途。
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加剧家长在教育中追名逐利
在优质教育资源与学生发展不完全匹配的现状之下,要让家长不焦虑很难。让孩子进各种辅导班,帮孩子请各种名师,确保孩子学习成绩具有竞争优势,是家长们的现实选择。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个体缺乏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教育机构不得不使用考试这个筛选工具。所以,家长们为了争取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必须从娃娃抓起。尤其是,当考试和分数作为唯一的筛选工具时,这些量化指标中的分毫差别,甚至可以改变人生前进方向。比如现存的高考分数线,对那些落榜的学生,就是一道人生的鸿沟。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60后、70后高中生读本科的几率不超过百分之十。在当下的二十一世纪,有些重点高中,上大学的几率几乎接近百分之百。可是家长的焦虑并没有伴随着升学率的提升而降低。相反,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已从考上大学,转向追逐名校和热门专业。而且追逐的范围,已不限于国内,正在走向全世界。除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就每日观察到的社会现实而言,学历高低仍然是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比如北上广的落户积分政策,有博士学位的积分高居榜首。并且除了学历,还要区分出学校等次,985,211以及一般院校。即使学历相当,积分却仍有高下。
当下许多家长正在通过用脚投票的行动,来减低学校教育资源与孩子发展不匹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越来越多的低龄学童选择国际学校或者出走海外。但是低龄留学出国又带来的新的焦虑。与国内教育相比,国外的小学甚至初中,学习生活相当愉快轻松。但是从高中开始,学业负担甚重。此外学生还要从事运动项目,课外活动,社会服务等,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精力付出。看过电视剧《小别离》就会明白,低龄学生出国读书会引发新的焦虑。
三、焦虑的首要原因仍在于家长期望值高企
许多家庭教育的失败,源于父母的期望过高。竞争无休,焦虑不止的表象下,涌动着的是家长日益膨胀的期望值。理性来说,孩子身上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先天发展因素,家长是无法改变的。这些先天因素,不仅包括智商,还包括孩子所传承的个性等非智力因素。家长期望值的设定主要应依据孩子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但是很多家长在设定自己的期望值时,往往不去了解孩子的本来面目,而是被外在的功利要求所裹挟。
由于父母的期望值与孩子的发展能力不匹配,导致父母与孩子共同焦虑。比如,当我对家长提出父母要管理好自己的期望值,尤其是不要期待孩子超越自身能力的常规发展,家长们都频频点头表示认同。可是要是我接着询问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什么位置上时,百分之百的家长都会表示,希望孩子至少保持中等以上的学习水平。而现实是,总有一半学生处于中位数以下。也就是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家长,已经提出了一个不符合现实的期待。至于这份期待,是否与孩子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似乎又被忽视了。
为了帮助厘清家长期望值过高这个焦虑的源头,需要家长对自己的期望值进行管理。比如,可以让家长写下当下阶段对孩子的期待。然后夫妻一起回忆过去,写下孩子未出生时心中的期待。再分别写下对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以及工作时的期待……最后让家长写下的是,当行将入木时对孩子的期待。很容易看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的期待在不断增多。从出生时的身体健康,加到幼儿园的聪明伶俐,再加到上学时的名列前茅,工作时的收入高企,期望值在层层加码。一直写到最后,家长才意识到,其实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家长就可以放心而去。
克服家长焦虑的主要策略
一、认清后天教育的限度
当下,在孩子教育中无所作为的家长大大减少,注重家庭教育的家长大大增加,这是我们家庭教育的进步。以我的观察,在这一进步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家长转而开始相信,教育的力量似乎是无穷的。前面说过,父母焦虑的第一杀手源于父母的期望过高。究其原因,其本质在于父母拒斥“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是先天因素与后天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基本教育常识。
脑科学研究发现,到3岁时,人类大脑的发育已经完成了70%-80%,到7岁时,儿童脑重量就和成人时相差无几。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曾对近千名儿童做过从出生一直到成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5岁前是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如果把17岁的智力水平看作100%,那么孩子在4岁前就已经获得了50%的智力,其余的30%是在4-7岁间获得的,剩余的20%则在7-17岁间获得。
虽然说一份耕耘有一份收获,可是当家长准备好在孩子身上勾画美好蓝图时,千万瞧清楚,自己抓到手上的到底是一张什么牌。我们的孩子真的能承担起家长这么多期望吗?万一造化弄人,孩子甚至没有家长聪明伶俐呢?因此克服焦虑的第一要务,是敬畏自然遗传的力量,认清后天教育的限度。
二、珍惜父母陪伴的机会
既然孩子发展是先天因素与后天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很难说在家庭教育中干预多少才是正确的。有些孩子自己发展得很好,特别自律,根本不需要干预。有些孩子,控制能力差一点,需要家长干预的力度就大一点。但是不论干预多少,父母陪伴时间不可或缺。无论家长多忙,职位有多高,事业有多伟大,都应选择尽可能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咨询中经常碰到一些家长,个个人中龙凤,忙于事业,却把陪伴孩子的机会拱手相让给祖辈,保姆,培训机构。理由倒也冠冕堂皇,说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学习条件等等。待到意识到与孩子的沟通出现问题时,一般是到了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再来弥补,困难重重,悔之已晚。未成年的孩子每一步发展都是关键期,父母不容错过。我一般会不厌其烦地讲些名人的故事来给他们警醒。比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两人因为都想送孩子去上学,甚至推迟了每天内阁例会的开始时间。我想,大多数爸爸妈妈们应该不会比他们更忙。所以,关键在于家长是否真的重视孩子的发展,是否珍惜自己的家长职责,并在每日的生活中付诸行动。
所以,我不认为家长需要额外付出很多金钱上各种辅导班。孩子想要的,只不过是有父母陪伴的“正常家庭生活”。她醒来的时候,能看到是家长的笑脸,还有一桌丰盛的早餐。晚上家里有亲人陪她吃晚饭,陪她聊聊学校生活,以及八卦一下同学趣事。不得不说,孩子这一最基本的生存发展需求,在多少家庭成了奢侈品。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孩子,过着不正常的家庭生活。是的,我们还有60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即使在经济发达如北上广城市,也有比例不低的孩子一个礼拜见不到爸爸一次。
三、重视父母的榜样作用
当下有些家庭确实很重视家长陪伴,甚至是妈妈专门辞职照顾孩子。因为全职妈妈基本上把孩子当成生活的重心,极有可能成为“直升机妈妈”(helicopter mom)。这个名字是美国知名儿科医生威廉·西尔斯,给那些对孩子的一举一动太过在意,像直升机一样整天盘旋在孩子头顶的妈妈取的名字。这类妈妈时刻扮演着消防员的角色,一旦发现隐患,马上现身排除险情。她们像直升机一样无时无刻监管孩子,尽管孩子已经长大,仍然替他们做决定,不给予适当的自由;有些则是过度保护,随时守候在子女身边,帮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全职家长可能在陪伴上具有优势,但是最大的损失,则是孩子失去了一个好的学习榜样。国内外的各种研究都说明,身教胜于言教。父母的榜样力量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十分强大。英国学者欧文通过问卷的方式,询问年龄在11—16岁之间中学生,“在社会中,学生的领导榜样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79%的学生的答案是“父母”。
通过树立父母的榜样作用,在家庭教育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的原理,家长的焦虑会让孩子焦虑,甚至在孩子身上起到放大作用,也是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在决定做全职父母之前,需要好好权衡一下得失。
四、接受孩子的独特性
很多家长对独特性的理解,一般局限在孩子的个性特征上。事实上,但就智力发展方面而言,虽然人的智商是按照正态曲线分布,但即使孩子的智力水平差不多,发展方向则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从对智力研究的历史看,智力最初被解释为以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为核心的一种整合的能力,如智商理论,这就是智力的“单因素说”。随着人们对智力认识的不断深入,心理学家提出了智力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是多元的“多因素说”。
最后,加德纳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七种智力:1.语言智力,即有效地运用语词的能力;2.逻辑-数学智力,即有效地运用数字和合理地推理的能力;3.人际智力,即快速地领会并评价他人的心境、意图、动机和情感的能力;4.自知智力,即了解自己从而做出适应性行动的能力;5.音乐智力,即音乐知觉、辨别和判断音乐、转换音乐形式以及音乐表达的能力;6.身体-运动智力,即运用全身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能力,其中包括运用手敏捷地创造或者转换事物的能力;7.空间智力,即准确地知觉视觉空间世界的能力。后来,加德纳添加了一种自然主义智力,这是一种能够对自然世界的事物进行理解、联系、分类和解释的能力。最近,加德纳又增加了一种存在主义智力,它涉及对自我、人类的本质等一些终极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所以在他的理论中目前共有九种智力形式。
如果家长们能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会对孩子独特性的认识有所增加。也就不会简单的将两个孩子进行单项比较。要知道,比较给孩子带来的压力与焦虑,有时可能是致命的。而以我的观察,很多即使各方面优秀的家长,也难逃比较的误区。
再来简要回顾一下家庭教育中的基本策略。首先,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是先天因素与后天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家长对孩子既不要无所作为,也不要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一切。其次,父母在孩子发展中的作用是没人可以替代的。所以,不要把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老人,保姆或是教育培训机构。对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她学了多少知识,而是谁在陪伴她成长。第三,身教胜于言教。因此家庭教育的重点在于,以家长的自我完善,带动孩子的发展。当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时,不仅对孩子造成巨大压力,家长也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会。而其最大的损失,则是孩子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最后,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在智力,情感以及心理发展等诸方面都有其特点。所以,不要迷信别人的家庭教育方法,也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和人家比。所谓成功的家庭教育是不可以复制的。
家长应着力于提升自身软实力
家庭教育是父母的一种综合影响,这种影响是推动儿童发展的“软实力”。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曾选取来自不同经济条件家庭的孩子作过研究。她发现富裕家庭的父母普遍干涉孩子的自由时间,让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孩子喜欢刨根问底,每件事都要问清楚。而父母希望孩子敢于与父母争论,能质疑成年人。相反,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没有丰富的课外活动,他们被教育要向权威人士让步。他们遵循的是自然成长的策略,孩子们善于动手,能够更加有创意的支配自己的时间,有很强的独立自主的观念。
拉里奥研究发现,可以根据社会阶层明确分成两种培养方式,她把中产阶级的教育方式称为协同培养。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但在实践层面上,协同培养的优势更明显些。中产阶级的小孩有很多经历,能学会团队协作,知道怎样投成年人所好,在需要的时候,会去说服别人。这种特别的技巧,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称之为实用智力。为了达到最佳效果,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怎样和别人说出自己该说的话,是实用智力的一个方面。它的本质是实践性的,是一种正确的认识自身处境并且达到目的的能力。
这种实用的智力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社会悟性,是一系列需要学习的技巧,而家庭正是早期影响个体处世态度和社会技巧的最重要场所。为使孩子适应未来社会生活,拼的是这种实用智力的培养。研究表明,父母的职业类别往往预示着不同的工作条件、社会地位和家庭的物质生活等,这些都与他们的自尊、抱负、价值观密切相关,转而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期望和行为方式,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意识对孩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父母意识主要是父亲和母亲对于妊娠、分娩、育儿及亲子关系的态度,对为人父母的自信心与责任感,以及成为父母对自身及配偶的评价及情感体验等。父母意识往往体现了父母的价值趋向,进而影响他们的教养模式及对孩子的态度。父母意识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孩子个性发展研究中只关注父母教养方式等外显因素影响的局限,开始探究父母对孩子个性形成的内在的本质的影响。
父母意识涉及到父母的自我发展,最重要的是将能力培养蕴含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起到身教的作用。家长只有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才能成为孩子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榜样,不是说让家长时时处处比孩子强,而是指家长不断进取,完善自我的人生态度。孩子是大人的镜子,一个生活消极,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家长,是培养不出积极进取的孩子的。
孩子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需要家长长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说到底,家庭教育中的软实力就是,家长通过身体力行,教给孩子做人的原则,并且自己也在不断地实践完善。父母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去过一种怎样的生活,这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过程,为人父母,需要修炼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