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风传承：思静则心安——王国维的家风
家风素描
生于书香门第，他是抗金名将王禀的后代；长于故乡海宁，他继承了学养深厚、学人辈出的乡风；学于博学之父，他自幼博览群书，涉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他是王国维，自幼带着博涉多面、静握书卷的家风，逐渐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王国维，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王国维的少年时代，是接受传统的教育，接受旧学的时期。1894年，王国维在两次应府试和科试不第后赴杭州考入崇文书院，并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的王国维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他静心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书籍。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入《时务报》馆。这一时期他学习了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努力将自己学到的新思想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因此在文学创作，特别是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退避到日本，全力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尤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后又回上海，在英籍犹太人哈同办的学校中教书、编杂志，取得学术上的丰收，学术研究走向成熟。1923年，王国维从上海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当导师的同时，也当了退位的末代皇帝的文学侍从。在清华园的文化环境中，他对学术做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
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
王国维的童年生活颇为孤独。四岁时，母亲凌夫人不幸去世，他的姐姐蕴玉当时才九岁，本身还没有自主的能力，再加上父亲王乃誉在他十一岁前一直在外地谋生，因此他自幼依赖祖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且形成了“寡言笑”的个性。王国维七岁入私塾就读，十一岁时，因奔祖父丧归乡，于是留在乡里日夜攻读。除了《十三经注疏》是王国维从小就不爱读的，其他的书他每晚从私塾回来后，王乃誉一定亲口传授、躬亲教导，有时候学习至深夜依旧不停止。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他不仅精通诗文时艺，还熟悉了骈文、古今体诗，这无疑为王国维日后研究金石和诗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国维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并称“海宁四才子”。陈守谦比王国维年长五岁。他后来在给王国维的祭文中曾说：“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可见王国维先生的学问已被有学识者承认和敬仰。但王国维的父亲却还是要求他精益求精。王国维的父亲只是一个小职员出身，当过幕僚。王家到了他这一代，可谓家道中落，于是王乃誉弃文从商。在他贸易之暇，他还攻书画、篆刻、诗词、古文，文名扬于千里。而且，他还有望子成龙，以振兴家声的美好愿望。他曾在日记中屡屡申饬长子王国维学业不进。光绪十七年(1891年)10月17日日记中，更是伤心地感慨道：“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又)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盖求才难，而欲子弟才过父为尤难。”由此处可见，在父亲眼中，王国维缺乏英锐不羁之气，甚至有些畏缩拖沓。而事实上，王国维最终成为了新史学的开山鼻祖、新文化的健将、中国现代学术的精英。可见童年时期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对他日后的成就而言功不可没。
良好家风，世代相传
王国维本人不仅受到静坐读书的家风影响，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将“思静而心安”的家风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王国维对待孩子表面上并不亲热，但心底却有深厚的感情。王国维家里的老佣人曾对其女儿说，她出生时王国维最开心，对人说：“我们家里已有四个男孩子，现在得了女儿，宛如‘一堆米里捡一粒谷’，很是难得。”所以在王国维先生的女儿小时候，他抱她最多。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从北京迁居清华园西院，他的妻子则带着几个孩子在11月间来到清华园和王国维同住。他们一家人在那里享受了天伦之乐，也在短短的时间中，王国维沉湖自尽。
虽然王国维先生已辞世多年，但我们有幸发现，他身上所具备的淡泊名利、静心钻研的精神被一代代王家后人薪火相传。王先生的次子王仲闻先生也是一位学问奇人，更是蒙尘已久的国学大家。他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还曾参与《全宋词》的校订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注》、《唐五代词》、《南唐二主词校订》、《读词识小》及《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注)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在谈起王家几代人的兴衰时，曾感慨：“可能还是遗传，性格上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家的人都不能顺应潮流，把名利看得很淡。”王国维嫡孙王亮系王国维研究专家，也为《王国维家事》提供了《王国维全集》未收录的珍贵史料，与王东明先生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师珍贵文献一道全景再现了王氏一族百年变迁史。也正是因为这一代又一代王氏后人对这一“思静而心安”的家风的传承，国学大师的学识和情怀才得以一路高歌，满溢馨香。
